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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中文的日本作家!新井一二三:每个人都该去想,自己要的自由在

女人迷专题「女人的幸福仕事」,专访使用三语写作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,听她说故事,妳会相信,我们都有能力替自己找到生命的出路。

如果你是对日本感兴趣的阅读人,新井一二三这名字,一定不陌生。新井一二三是土生土长日本人,32 岁那年开始中文写作,自此以中文书写安身立命。今年 56 岁的她,已经出版了 26 本中文着作。

她一生经历丰富,在地球上绕了一圈,大学期间以公费到中国留学两年,游走云南、东北、蒙古等地,回到日本担任「朝日新闻」记者,后移民加拿大,修习政治学与新闻学,并开始用英文写作。1994 年到香港,任职「亚洲週刊」中文特派员,同时在台湾「中国时报」「联合报」「自由时报」等发表专栏、散文及小说。我递上名片写着 Story Teller,她眼睛马上放光,「Story Teller!多棒的工作,我也是一个 Story Teller 阿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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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在明治大学任教的她,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她的书写深入女性经验的大观园,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,通透人情世故,练达地分享她作为女儿、母亲乃至写作者的各种发现。

不似人们对日本人 x 作家 x 教授的刻板印象,新井一二三笑的时候有些腼腆,说起话来却是朝气蓬勃。她换上我们準备的室内拖,轻鬆以中文寒暄,像是朋友在自家玄关的亲近感。

在华文世界,台湾读者对她也熟悉亲暱。从年轻一辈吹起哈日风的二〇〇〇年代开始,新井的中文作品产量多与快,中文书写又接地气,常常让人忍不住怀疑「她到底是不是台湾人」。

不过,在大量引进日本翻译文学的台湾,日本作家大可舒舒服服使用母语书写,一个日本人到底为什幺要以外语路径写作,而且一写就是不间断的 24 年?

中文写作,让我得以自由

新井开场就直率地说,她从小在家庭与日本社会里,感觉自己格格不入。19 岁那年,她在早稻田大学与中文相遇,当时学习中文的人还不多,中文像美丽的祕密基地。与中文相认、互相寄託的感受,她形容是很近似于恋爱的。难以使用母语诉说的意念,託付在外语里,使她感到解放,也帮助她逃离母亲和母语背后的父权文化压迫。

新井从儿时家庭经验举例,「母亲或其他人对我的态度,和对哥哥非常不一样,母亲对哥哥很呵护,对我却是充满嘲讽,小时候以为是哥哥长得比较可爱的关係,后来慢慢发觉不是那幺简单的事。」不只在家庭里,她发现哥哥是男的,她是女的,整个社会的待遇都不太一样。「到了二十岁上大学,已经可以说是满肚子的苦水,不吐不快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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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和身边同学诉说,却很难被接纳和理解,「在日本文化底下,对家庭有抱怨是不孝的,久了即使心里有故事想说,也说不出来。」

新井发现,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日文思考上,「使用日语思考,会出现文化上的干涉。」她以中文说得直接,「用中文思考,日语无法想的事情,得以清晰浮现。」

说到这里,她巧妙运用英国作家维吉尼亚・吴尔芙的作品《自己的房间》譬喻,「女人要写作,需要有锁上以后谁都不能进来的空间。中文就像是这样的空间。在那里我是安全的,得以安心分享自己生活、心里脆弱的部分。」

不只是女作家,或许很多女人都能体会这句话。新井有两个孩子,一面培育孩子,一面找时间写作,事实上也不容易,对她而言,孩子是重要的、最具创造性的 project,「带给我的学习和礼物远比我给他们的多。」另一方面难办的是,用日语写作,亲人也看得懂,「拿起笔写作,现实生活会有很多干扰。干扰也往往来自我们所爱的家人。」

我不禁思忖,外语写作,或许真能替女人撑开一个心灵空间,从既有生活的情绪劳动中解放开来。不只是解放,新井补充,使用外语得以拉出一段距离,较客观地处理自身经验与情绪,梳开内心杂乱不堪的结。

「使用中文或英文写作,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。」新井提出了很新鲜的观点。

「情绪和感情是很危险的,你很难控制,」她用日本料理的生鱼片(刺身)形容,「我的情绪和经验,像是市场上还带着血的鱼,外语则帮助思考理性化,像厨师的料理工具。经过外语思考写出来的文章,就是料理好的刺身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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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女厕的早稻田教学大楼,与女性主义的相遇

把生鱼料理成刺身的工具,她是在大学里找到的。在那个年代,日本综合大学女性身影很少。更不要说她就读的早稻田政治经济学系,系上一个女老师都没有,女学生佔不到 7%。

「也是因为这样,整个教学大楼没有女厕所,上厕所必须跑到院子里的一间小平房,专门给女性做的厕所去上。」新井诙谐语气生动诉说往事,我听得瞪大眼睛,眼前浮现电影《关键少数》女主角急踩高跟鞋从办公室夺门而出,穿越中庭,顶着艳阳或大雨,到园区另一端上厕所的荒谬情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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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上的中文班,五十个人里面,我是唯一的女生。」不只是同侪和老师,新井发现书里的思想家、哲学家,百分之九十九也都是男性。她说起往事不太掩藏情绪,真性情,讲起来仍有激动,「大学课堂时常讨论阶级问题,可是我经常感到疑惑,怎幺能没有看到性别问题、没有看到女人地位的问题。我说出来,老师们听不懂,同学们更听不懂。」

系上伙伴听不懂她的语言,就找听得懂的人说去。新井开始阅读女性主义书籍,参加相关活动。「活动领头的是战后婴儿潮(注),1946-49 年出生的一代人。日本着名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,上野千鹤子也属于其中之一。」

也是在新井读大学期间,上野千鹤子出了第一本书:《性感女孩大研究》。

谈起这本书,新井眼里仍有光。「『性感女孩』(Sexy Girl)原是只会出现在男性杂誌上的词彙,没想到一个女性学者却以学术兴致使用它。记得其中一版封面设计还很大胆:一张没有眼睛的女孩脸孔,大红色口红放在嘴边,以示广告常用口红暗示男性生殖器官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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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井观察到上野千鹤子对广告手法很熟悉,又懂得在保守日本社会里宣传自己,「上野千鹤子做学者之前,是在广告公司里工作的。」

性别思潮进入日本大众视野,也和广告有深刻关係。新井从自己的生命时间里抓出记忆,「记得我初中时候,1975 年,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。受联合国活动影响,日本开始出现一些女性主义团体。」

「当时,日本电视有个泡麵广告,广告中的女孩子说:『我是做的人(私作る人)』男孩子说:『我是吃的人(私食べる人)』有个女性主义的团体,把这则广告当作性别歧视的象徵和代表,去食品公司总部抗议。后来很多报纸做了大篇幅报导,日本人才开始知道有性别歧视这回事,知道女性主义是要改变这样的现状。」

「虽然一开始一般社会不太能接受,觉得太激进了,但却也觉得她们说的话好像也有道理,不能完全否定她们。」

女性主义进入日本大众视野的历程,最初并不是以「主义」 ism 的姿态现身,而是一种话语空间。听着新井谈日本历程,我想或许女性主义更适合当作一种语言来理解,在父权社会打开原有论述场域没有的讨论空间。

从语言来说,也更能理解女性主义怎能共存那幺多不同流派。女性主义者们各自点出的问题不同、拆解问题的工具也不同,自然不是一种教条/主义,更近似于同一语系的不同方言了。

记者室里的床,女人不能躺

大学毕业之后,新井到中国做交换学生,留学两年,回国后以第一名中文成绩考进朝日新闻社。她的中文能力,照理应该做朝日新闻记者的中国特派员。可是在当时,全日本的报社女记者佔比是百分之一,职场上性别歧视还很严重,一个女人进大报社当记者已是恩赐,还想做特派员?主管听了摇头,认为她大胆到简直到丧失常识的程度。

「我的主管第一天就跟我说了:绝对不派妳去中国。」当时的朝日新闻,还没有女性做特派员的前例。新井被派到远离权力中心的仙台,她摸摸鼻子去了,连续六个星期没有假日地工作,晚上 12 点到家,早上 7 点上班,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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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仙台新闻小分社的休息室里有张床,让记者工作累了可以躺下休息一会,但是上司告诉我,因为你是女记者,沙发可以坐,但房间里的床不能躺,最好连房间都不要进去。」主管担心男女共睡一床出状况,「可是对我来说,男生累了可以躺,我却没有地方休息,必须坐直在沙发上,是很不合理的事情。」

时间一久,她开始精神不济,月内连出好几次车祸,最后决心辞掉工作,离开还不愿接纳她的日本,到加拿大唸书,展开新的生活。可是到加拿大生活,从一个全国性媒体记者,成为落难美洲的新移民,生活甚至比在日本辛苦,也让她明白外国月亮并不比较圆,认识了这件事,反而成了她出国最大的收穫。

「对日本人而言,学英语最大用处是克服对白人的自卑感。」她坦白说,「会讲英文,才会去认识对方讲的内容不是特别厉害的,剔除不必要的劣等感以后,就会觉得比较自由。」

我要的东西,得自己追求

劣等感,也会增添一个人的不幸感受。新井的母亲并未受高等教育,受自卑感所困,容易嫉妒,也觉得自己动弹不得。

「我记得特别清楚,二十岁的时候,母亲常忿恨地对我说,『你们要的东西,我都给了;我要的东西,没有人可以给我。』我问她要什幺,她始终不说。」这曾让她很难受,如今,她对母亲也有同情的理解。「在她们的时代,社会给女人太多委屈,在她的世界,她是灰姑娘,她就像在问:『我的白马王子在哪里。』等别人带来救赎。」

「也在那时,我突然理解了,人活着最重要的事,就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,去想自己要的自由在哪。我想去外国读外语、受更好的教育,也是克服上一代的劣等感,或是母亲觉得很委屈的状态。我那个时候已经觉得,我不要白马王子了,我要的东西,我自己去追求。」

在世界走了一圈,现在新井遇到困境或难题,拿起电话拨给新加坡的朋友,新加坡人可能提供她没想过的看法;和加拿大朋友联繫,加拿大人又有截然不同的观点。不同语言在她的大脑里,也像化为不同国度的朋友,告诉她,妳的处境或难题在不同文化里,都可能拥有不同解方。当妳能切换观看自身的角度,路不会只有一条,心也就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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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初是为了逃离日本,去到国外读书、写作和生活,我问她,在那幺多不同地方生活旅居,妳终于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了吗?

新井张开双臂,露出开朗笑容,「世界就是我的安身之所了。」

新井一二三,像是日本文化的基因变异种,这样的变异体质促使她出走到更广阔的世界,与相异文化交流。即使回到日本任教定居,中、英、日语和女性主义,都替她在脑袋中打开更广阔的空间,学习不同的思考方式与文化之后,「当世界成为我心灵空间的一部分,我也成为世界的一部分。不论在哪里,我都能安身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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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战后,日本社会从废墟中重建,以经济繁荣为唯一指标地发展起来,但在许多年轻人眼中,这进程却是压抑且令人生厌的。六零年代与欧美的学生运动几乎同一时间,日本战后婴儿也掀起了安保运动等学运,与全球同时体现青年面对主流社会和传统价值观的反抗。这一代人掀起的思潮运动,对日本影响深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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